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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印鉴的支票而错误付款的责任承担
来源: | 作者:cd2018znjz0104 | 发布时间: 2019-03-12 | 351 次浏览 | 分享到:
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印鉴的支票而错误付款的责任承担

——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兰州市七里河区支行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申请再审案(票据纠纷)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朱婧

载《立案工作指导》(2013.1总第36辑);《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10期)

【裁判要旨】

付款人对提示付款的支票负有法定审查义务,对该义务的违反不得以银行内部规定作为抗辩。付款人履行其审慎审查义务后,合法的付款行为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印鉴的支票而错误付款的,属于重大过失,应当根据其过错承担责任。人民法院可以通过衡量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在出票人、持票人、付款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失和风险。

【关键词】支票错误付款责任承担

【案号】一审:(2008)兰法民二初字第00052号二审:(2009)新民一终字第160号

申请再审:(2011)民申字第774号

【争议焦点】:本案系一起刑事诈骗案件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争议的焦点在于农行七里河支行与乾坤公司的责任划分问题,具体为:其一,农行七里河支行的合法支票付款行为是否受乾坤公司与卡玉龙之间的基础关系涉及诈骗犯罪的影响;其二,农行七里河支行对其法定审查义务能否以银行内部规定作为抗辩;其三,农行七里河支行未能识别出伪造印鉴的支票而错误付款应否对乾坤公司承担赔偿责任,在责任认定中应否考虑过错。

申请再审人(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乾坤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振坤

委托代理人:陈小娟

被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中国农业银行兰州市七里河区支行(简称农行七里河支行)

负责人:苏小龙

一、基本案情

乾坤公司在西北地区开展黄金收购的经营业务过程中,与甘肃卡氏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卡玉龙进行黄金收购合作,从卡玉龙处进行黄金收购。2004年3月9日,乾坤公司在农行七里河支行开立了账户,户名为“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黄金采购部”(以下简称西北采购部)。该账户系乾坤公司在西北地区开展黄金收购业务设立的结算专户,并通过该账户及乾坤公司工作人员旭英开设在农行七里河支行的个人结算账户与卡玉龙进行黄金收购业务的结算。乾坤公司在与卡玉龙的结算过程中,于2005年9月27日、28日和10月8日、9日先后向该账户中汇款共计3200万元,付款用途均为采购黄金。同年10月11日,乾坤公司对卡玉龙收购的“黄金”验收时发现货物有假,并得知银行结算专户款项剩50万元的余额,遂向公安机关报案。经公安机关立案侦查终结。由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向一审法院提起公诉。该院作出(2007)兰法刑二初字第019号刑事判决书,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该判决认定:卡玉龙自2003年10月以来,根据约定与乾坤公司合作进行黄金收购及冶炼加工业务。期间,卡玉龙将应付给其他客户的黄金款用于个人炒作期货,造成巨额亏损,在多人追讨的情况下,卡玉龙决定利用与乾坤公司长期合作的信誉,骗取款项归还欠款。2005年9月底及10月初,卡玉龙先后两次将事先镀上金粉的194块银锭谎称是自己收来的260公斤黄金,交给乾坤公司业务员封存,并声称要等到10月11日客户本人来兰后才能开封验货,要求提前支付货款。乾坤公司业务人员信以为真,便按照卡玉龙所提黄金的数量于9月27日、28日将1800万元通过大额支付系统从乾坤公司汇至西北采购部设在农行七里河支行的账户内,卡玉龙当即用乾坤公司开具的转账支票将款全部转入其控制的旭英个人结算账户,后又归还了个人债务。同年10月8日,乾坤公司再次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将余款1350万元,汇入上述账户。款到当日,西北采购部人员按照卡玉龙提供的黄金数量将款全部以转帐支票的形式支付给卡玉龙。但是,卡玉龙用事先购买的支票加盖其私自刻制的西北采购部财务专用章,从银行将余款1350万元转入其控制的旭英个人结算账户后,用于归还债务。经司法鉴定书证实,卡玉龙于2005年9月27日至28日从西北采购部转帐1800万元所用的三张支票及印鉴均系真实的;同年10月8日至11日所用转款的1350万元的三张支票印鉴系伪造。案发后,共追缴赃款及金银、车辆等折合人民币4346442.36元,已发还受害单位,判决赃款继续予以追缴。

另查明,在2005年3月8日购买转账支票(票据号码区间为05577426至05577450)时,银行的收费凭证上加盖的西北采购部财务专用章印文和“旭英印”印文与乾坤公司提交的西北采购部财务专用章印文和“旭英印”印文,不是同一枚印章盖印。而乾坤公司在2005年3月8日至同年4月4日期间进行结算时所开具的转账支票,其序号区间包括2005年3月8日在农行七里河支行购买的转账支票(票据号码05577426至05577450)的区间之内。司法鉴定书证实,该序号区间的转账支票上加盖的西北采购部财务专用章印文和“旭英印”印文与乾坤公司提交的西北采购部财务专用章印文和“旭英印”印文,是同一枚印章盖印。

二、原审法院审理情况

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乾坤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农行七里河支行开设西北采购部资金结算账户、预留印鉴,并汇付款项进行业务结算。银行应当依法准确、及时、安全办理支付结算。农行七里河支行在对乾坤公司的支付结算环节中未发现伪造印鉴,因而造成乾坤公司结算账户中的款项被骗取,致使乾坤公司的财产遭受损害。本案应当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乾坤公司在本案中诉讼请求的标的中有3150万元的支付系卡玉龙诈骗犯罪所为,被支出的3150万元中的1800万元,系乾坤公司开具的真实支票,该事实已经由生效的刑事判决书所确认,农行七里河支行对真实支票支出1800万元的款项没有过错。对因伪造印鉴而造成存款1350万元被骗取的部分,农行七里河支行答辩提出,其工作人员按照银行规定的正常操作程序,采用折角核对的方法进行过核对,未发现系伪造印鉴,因而对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等抗辩理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以折角核对印鉴应否承担客户存款被骗取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答复意见,折角核对虽是银行现行《银行结算会计核算手续》规定的方法,但该规定属于银行内部规章,只对银行工作人员有约束作用,以此核对方法核对印鉴未发现存在的问题而造成存款被骗取,银行有过错,应当对不能追回的被骗款项承担民事责任。本案中,虽然被结算的款项是由西北采购部的账户转入乾坤公司工作人员旭英个人的结算账户,但是农行七里河支行对西北采购部账户支付结算环节中的票据审查未尽谨慎审查义务,该错误与在结算过程中造成款项被骗取的损害结果存有关联,有过错责任。农行七里河支行对此提出其没有过错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不予支持。乾坤公司在其设立西北采购部进行支票的购买和支付结算环节以及票据的管理使用等存有疏漏。乾坤公司称经鉴定盖有假章的购买支票的收费凭证并非系其公司盖章申领,但是在该时间购买的支票号段证明该支票由乾坤公司持有和使用。乾坤公司在收购黄金的专户支付结算上有相对固定的客户,即卡玉龙,卡玉龙实际控制的账户系乾坤公司工作人员旭英开设的个人结算账户。本案在庭审中,乾坤公司陈述,在西北采购部的结算流程中,卡玉龙用伪造印鉴的支票转到旭英的个人账户上,再从旭英的账户上以伪造印鉴的支票提现支取。经审查,款项在乾坤公司汇付至西北采购部转用账户后,卡玉龙持西北采购部出具的支票转到乾坤公司工作人员旭英的个人结算账户,在该结算环节中卡玉龙使用了其伪造印鉴的支票,至于旭英个人结算账户中的款项是否使用伪造印鉴的支票被如何支取,乾坤公司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上述问题的存在,也是导致农行七里河支行在善意且符合银行规定和正常操作程序审查的过程中出现错误的因素。因此,乾坤公司对造成西北采购部专用账户、款项被其相对的固定客户骗取,亦有过错责任。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据此,对造成西北采购部专用账户款项被骗取造成的实际损失,农行七里河支行尚未追回的款项损失承担赔偿50%的民事责任;乾坤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被骗取的款项1350万元,在刑事案件中,已经追回4346442.36元,目前尚有未追回的款项损失为9153557.64元。关于乾坤公司在本案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部分,其提供有关司法鉴定书,认为另有12543万元资金在农行七里河支行处被以假支票、假印章的形式盗支。但是,该部分即增加的12543万元被骗取,在其报案的被骗款项发生之前该款项实际已经在其结算专用账户中发生,该款项的支取是否与本案前述的因涉嫌诈骗而造成款项被骗取属同类事实;乾坤公司是否因此存有因结算账户中的款项被骗取,致使其财产遭受损害的事实。对此,乾坤公司均未能提供相关证据加以确定。因此,对乾坤公司在本案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部分,该院不予审理。待证事实确定后,乾坤公司应当另行主张,乾坤公司起诉主张的部分事实理由成立,该院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农行七里河支行向乾坤公司赔偿实际损失人民币4576778.82元(即实际损失9153557.64元的50%),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乾坤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乾坤公司为与卡玉龙进行黄金收购业务,以“乾坤公司西北黄金采购部”的名义在农行七里河支行开设资金结算账户、预留印鉴,办理专项资金的收付、并支付款项进行业务结算。由于农行七里河支行在对乾坤公司的支付结算环节中未发现伪造印鉴,而造成乾坤公司结算账户中的款项被卡玉龙骗取,致使乾坤公司的财产遭受损害。乾坤公司上诉称,一审法院将本案案由认定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是错误的,本案案由应定为存单纠纷。根据2008年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决定《民事案件案由》自2008年4月1日起实施,《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同时废止。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一审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下发《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规定的通知》及《民事案件案由》的规定,将本案案由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当。其理由是: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物权纠纷的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所称物,包括不动产和动产。”第三款规定:“本法所称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的权利,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乾坤公司诉称本案案由应定为存单纠纷的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予以驳回。经二审庭审调查、阅卷(包括〔2007〕兰法刑二初字第019号刑事卷宗及判决确认的相关书证、卡玉龙的供词、证人证言)均映证在乾坤公司与卡玉龙进行黄金收购业务、支付款项进行业务结算过程中,由于乾坤公司对卡玉龙个人的过分信任,致使乾坤公司、乾坤公司西北黄金采购部在与卡玉龙进行黄金买卖和货款结算过程中基本丧失了应有的警惕和有效的财务结算管理,为卡玉龙最后诈骗成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因此,乾坤公司对其疏于管理而造成的损失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农行七里河支行上诉称乾坤公司3150万元资金损失完全是因为其自身的多处过错责任综合作用下造成的,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本案中,农行七里河支行应当依法准确、及时、安全地办理支付结算业务。对于乾坤公司西北采购部账户支付结算环节中的票据,其工作人员虽按照银行规定的正常操作程序,采用折角核对的方法进行过核对,但不能证明完全尽到了谨慎审查的义务,对事实上造成客户存款被骗的结果是有过错责任的,对此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其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该院予以驳回。关于乾坤公司在本案中增加的诉讼请求部分,其认为在报案的被骗款项3150万元发生之前,另有12543万元资金也在农行七里河支行处被以假支票、假印章的形式盗支。但是,上述款项的支取是否与本案前述的因涉嫌诈骗而造成款项被骗取属同类事实;乾坤公司是否因此存有因结算账户中的款项被骗取,致使其财产遭受损害,乾坤公司在一、二审中均未向法院提供相关证据,仅向本院提出申请调取刑事判决卷宗中是否存在12543万元资金在农行七里河支行被以假支票、假印章的形式盗支的事实及证据。经二审查证,根据乾坤公司当时向公安报案的材料,仅向公安机关请求针对3150万元被骗事实的侦察,未涉及3150万元被骗款项发生之前12543万元被骗款项的事实及相关证据。综上,原审法院的判决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判处适当,故该院依法驳回乾坤公司和农行七里河支行的上诉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当事人申请再审及答辩理由

乾坤公司申请再审称,(1)农行七里河支行在支付结算环节中未尽法定的票据审查核对义务,导致乾坤公司账户中15693万元被卡玉龙以假印鉴和假支票划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应由农行七里河支行自行承担责任。一、二审法院未将本案定性为存单纠纷,而是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有误,且在无证据显示乾坤公司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判决乾坤公司承担50%的损失,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2)一、二审法院对乾坤公司诉请的15693万元账户损失未进行全面审查,仅依据卡玉龙的刑事判决对与其诈骗相关的资金往来事实进行了审查,属遗漏诉讼请求。由于本案基本事实与卡玉龙犯罪行为密切相关,乾坤公司向一审法院书面申请调取由该院审理的卡玉龙合同诈骗案的卷宗,一审法院未予理睬,但农行七里河支行却调到了该案卷,并有选择地向法庭提交对其有利的部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二)项的规定申请再审。

农行七里河支行未提交意见。

四、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定与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在乾坤公司主张的损失中,仅最后一笔付款的1350万元所涉三张支票的印鉴系伪造。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卡玉龙是乾坤公司西北采购部的固定客户,且长期、多次到农行七里河支行办理转账业务,乾坤公司工作人员旭英开设的个人结算账户由卡玉龙实际控制;该1350万元的空白支票,乾坤公司在未验货的情况下向卡玉龙出具,由卡玉龙在该支票上加盖了其伪造的印鉴,并通过旭英的结算账户将款转走。上述事实证明,乾坤公司在财务管理及货物交易中存在过错,为卡玉龙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利条件。一审和二审法院根据过错原则,判决乾坤公司与农行七里河支行对该部分损失各承担50%的责任并无不妥,应予维持。对于农行七里河支行依据真实支票付款的部分,乾坤公司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的主张,缺少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乾坤公司主张的其向一审法院申请调取卡玉龙刑事卷宗未被采纳的问题,经本院审查查明,二审法院已经依法调取了卡玉龙合同诈骗案件的相关案卷,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维持一审判决的处理。综上,乾坤公司的再审申请不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第(五)项、第(六)项、第(十二)项规定的情形。最高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裁定驳回乾坤公司的再审申请。

五、评析意见

本案系一起刑事诈骗案件所引发的民事赔偿诉讼,争议的焦点在于农行七里河支行与乾坤公司的责任划分问题。

乾坤公司在二审及再审申请中均主张本案案由定性错误从而相应地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并且在再审申请书中详细阐述了理由。经审查,乾坤公司虽以存单纠纷为由起诉,但该种案由系我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规定的,该规定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已被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所废止,在新规定中并无存单纠纷这一案由。农行七里河支行由于自身工作中的失误,造成乾坤公司的财产损失,原审法院将案由定性为财产损害赔偿纠纷,并无不妥,案由问题也不是案件关键。本案的主要问题,仍是双方的责任认定及法律适用问题,下面具体分析。

(一)关于12543万元被骗资金的责任认定

乾坤公司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增加诉讼请求,认为在本案主要争议的3150万元之前,还有12543万元系由卡玉龙用假支票、假印鉴的方式盗支,七里河支行没有尽到审查义务,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经审查,案件事实和证据表明,乾坤公司关于12543万元的请求已过诉讼时效且证据不足。2005年10月11日,乾坤公司发现七里河支行账户上仅存50万元的余额,遂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七里河支行查询,若12543万元的损失确属存在,那么此时应该算乾坤公司“明知或应知权利被损害”之时,诉讼时效期间由此开始计算。但是在随后两年时间里,乾坤公司并未向法院提起诉讼或向其他相关机关提起申诉,到起诉之日诉讼时效已过,其丧失胜诉权。根据原审查明的事实,乾坤公司在得知3150万元被盗支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并提交相关材料,但并未涉及12543万元。乾坤公司对于数额更加巨大的12543万元没有报案,而仅是在本案诉讼中要求法院提取刑事卷宗调查是否有相关事实和证据支持,这是值得怀疑的。乾坤公司向二审法院提交的代理词中已承认其实际损失为3150万元,这已构成诉讼中的自认。对此问题一、二审法院均进行了审查,二审法院还进行了调查、阅卷,包括(2007)兰法刑二初字第019号刑事卷宗及其判决确认的相关书证、卡玉龙的供词、证人证言,但最终以乾坤公司证据不足为由,没有支持其诉讼请求,而是让其在证据充分后另诉,该处理在实体及程序上并无不妥,可予维持,乾坤公司的该项再审申请理由不能成立。关于二审法院调取刑事案卷的情况在二审判决及合议笔录中均有记载,乾坤公司关于二审法院未依法同意其调卷请求的主张不实。

(二)关于1800万元被骗资金的责任认定

该1800万元系乾坤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卡玉龙刑事犯罪案件所涉的3150万元中的一笔。该案经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检察院向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07)兰法刑二初字第019号刑事判决书,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判决认定,2005年9月27日、28日乾坤公司将1800万元通过大额支付系统从乾坤公司汇至西北采购部设在农行七里河支行的账户内,卡玉龙当即用乾坤公司开具的转账支票将款全部转入其控制的个人(旭英)结算账户,后又归还了个人债务。经司法鉴定书证实,卡玉龙于2005年9月27—28日从西北采购部转账1800万元所用的三张支票及印鉴均系真实的。

说起票据,不得不谈及其无因性。因,即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原因。无因性,确切来讲应当是票据关系的无因性,指票据一旦依法签发,由此产生的票据关系即独立于票据基础关系,票据关系的效力不受基础关系效力的影响。票据关系是票据当事人基于票据行为而直接发生的票据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独立性和无因性,适用票据法上的特殊规定。而票据的基础关系,指在票据关系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实质法律关系,是票据行为发生的原因或前提,也是票据关系得以产生的基础,其实质为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

付款人依法足额付款后,全体票据债务人的责任予以解除。票据法第九十二条规定:“付款人依法支付支票金额的,对出票人不再承担受委托付款的责任,对持票人不再承担付款的责任。但是,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除外。”本案中,卡玉龙利用乾坤公司对其的信任,以镀金的银锭冒充黄金,从乾坤公司处骗取货款3150万元。其行为已构成刑事诈骗,并被司法机关依法定罪处刑。然而,卡玉龙于2005年9月27日至28日从西北采购部转账1800万元所用的三张支票及印鉴,经司法鉴定书证实均系真实的。票据关系一旦成立,即与票据基础关系相分离,不受基础关系效力瑕疵之影响。票据作为无因证券和文义证券,其付款条件中不应含有从票面上无法判断的基础关系因素。涉案1800万元支票的基础买卖关系中存在刑事诈骗情形,不影响支票付款行为的有效性。农行七里河支行对卡玉龙用真实支票支出1800万元款项没有过错,乾坤公司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三)关于1350万元被骗资金的责任认定

该1350万元系乾坤公司向公安机关报案的卡玉龙刑事犯罪案件所涉的3150万元中的另一笔。根据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07)兰法刑二初字第019号生效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2005年10月8日,乾坤公司通过大额支付系统将余款1350万元,汇入上述账户,款到当日,西北采购部人员按照卡玉龙提供的黄金数量将款全部以转账支票的形式支付给卡玉龙。但是,卡玉龙用事先购买的支票加盖其私自刻制的“内蒙古乾坤金银精炼股份有限公司西北黄金采购部财务专用章”,从银行将余款1350万元转入其控制的个人(旭英)结算账户后,用于归还他人债务。经司法鉴定书证实,10月8日—11日所用转款的1350万元的三张支票印鉴系伪造。

首先,付款人对其法定审查义务不得以银行内部规定作为抗辩。我国票据法上的支票为见票即付的支付证券,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见票时应五条件支付确定的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人,付款人对支票的审查意义重大。根据票据法第九十三条的规定,支票的出票、背书、付款行为和追索权的行使,除有特别规定外,适用有关汇票的规定。该法第五十七条确立了付款人的法定审查义务,即:“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付款时,应当审查汇票背书的连续,并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付款人的审查义务主要是一种形式上的审查,一般不负实质审查义务。审查的内容包括票据的格式是否合法、绝对应记载事项是否齐全、票据背书是否连续,等等。我国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还要求审查提示付款人的合法身份证明或者有效证件,票据是否存在伪造、变造的情形,支票的签章是否与出票人预留的签名样式或者印鉴相符。对于不符合支票付款条件的提示,付款人可以退票。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农行七里河支行在本案中以《银行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的规定为据进行抗辩,认为其工作人员已经按照银行规定的正常操作程序,采用折角核对的方法进行过核对,未发现系伪造印鉴,因而对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经审查,该规定已被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9月19日印发的《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所废止,但新规定仍然延续了旧规定中折角核对印鉴的操作规程。由于该规定仅为部门规范性文件,并非法律、行政法规,只能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支付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的操作规程,不具有对外拘束力。尤其在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已经明确规定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即为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该内部规定不能够作为付款人免责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以折角核对方法核对印鉴后应否承担客户存款被骗取的民事责任问题的复函》(法函[1996]65号)中答复认为,折角核对虽是《银行结算会计核算手续》规定的方法,但该规定属于银行内部规章,只对银行工作人员有约束作用,以此核对方法核对印鉴未发现存在的问题而造成客户存款被骗取的,银行有过错,应当对不能追回的被骗款项承担民事责任。银行付款人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提供有偿的支票存款业务,应当根据票据法的规定,完善操作规程和签章鉴别设备。在客户已经预留印鉴的情况下,付款人应尽可能避免因其不能够识别出伪造的印鉴而导致客户存款被骗取的情况发生。否则,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原理和诚实信用原则,付款人应当根据其错过对由此造成的客户资金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其次,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印鉴的支票而错误付款的,应根据其过错承担责任。支票付款的效力,主要有以下四种情形:第一,在付款人依法付款的情况下,出票人对该付款负责,支票关系归于消灭,支票上全体债务人的债务解除。第二,在付款人非基于过错而错误付款的情况下,付款人的票据债务消灭,但出票人或受害持票人可依法要求伪造、变造人承担责任。第三,在付款人基于过错而错误付款的情况下,出票人对该付款不负责任,付款人应以其自有资金继续承担付款责任,付款人付款后可依法向伪造、变造人追偿。第四,付款人不论是否基于过错而对空头支票付款的情况下,支票关系归于消灭,支票上全体债务人的债务解除,但付款人可基于资金关系要求出票人承担法律责任。票据法第五十七条第二款确立了付款人违反其法定审查义务时的过错责任,该条规定:“付款人及其代理付款人以恶意或者有重大过失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对“重大过失”的解释为:“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或者身份证件而错误付款,属于票据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过失’,给持票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承担责任后有权向伪造者、变造者依法追偿。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乾坤公司主张,根据票据法的规定,银行在恶意或有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对票据付款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也即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而不是与受害人分担责任,一、二审法院判决农行七里河支行对1350万元中不能追偿的部分承担50%的赔偿责任,有违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在再审审查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从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来看,付款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承担的是一种严格责任,即只要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而错误付款的,便属于重大过失,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所谓“自行承担责任”,即付款行为无效,不能解除付款人对出票人所承担的受托付款责任,也不能解除其对持票人所承担的付款责任。农行七里河支行根据伪造的支票从西北采购部账户中划转1350万元的行为对乾坤公司不具有法律效力,对于乾坤公司主张返还该1350万元的诉请应当予以支持。农行七里河支行承担赔偿责任后,有权依法向伪造者卡玉龙追偿,不能追偿的风险由其自行承担。票据法属于特别法,应优先于民事普通法适用。既然是诈骗案件,乾坤公司自然对卡玉龙的欺诈行为给予了信任,但即便如此,如果农行七里河支行能够尽其应尽的审慎、注意义务,该1350万元也不会被卡玉龙用伪造的支票取走。农行七里河支行未能识别出与乾坤公司预留印鉴不相符的伪造签章,其过错是明显的,属于专业过失,应当承担比一般过失更为严格的责任。一、二审判决以乾坤公司亦有过错为由,仅判令农行七里河支行承担50%的责任,不符合票据法的规定。第二种意见认为,过错责任在民事领域普遍适用,票据行为虽有其特殊性,但出票人、持票人也有过错的,可以相应减轻付款人的责任。就本案所涉黄金交易而言,乾坤公司业务人员是在未验货的情况下,向卡玉龙开出1350万元空白转账支票的,导致后者在该空白支票上加盖了伪造的印鉴将货款转走。从乾坤公司与卡玉龙的长期合作关系来考察,卡玉龙是西北采购部的固定客户,乾坤公司对其十分信任。证据显示,卡玉龙曾通过伪造的印鉴向农行七里河支行购买乾坤公司的空白转账支票,该批转账支票曾被加盖真实的西北采购部及旭英的印鉴使用。原审亦查明,卡玉龙实际控制乾坤公司工作人员旭英的个人结算账户。根据卡玉龙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乾坤公司在农行七里河支行开立西北采购部账户时,曾向农行出具授权卡玉龙开立账户的委托书及职工关系证明,在长期业务往来中卡玉龙多次使用真实或伪造的西北采购部印鉴进行转账操作。上述事实说明,乾坤公司在财务管理及货物交易中存在过错,为卡玉龙的犯罪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由于卡玉龙在农行七里河支行办理与乾坤公司之间结算业务的行为具有连续性,不同于偶然一次办理业务的情形,且鉴定结论显示涉案支票上的伪造印鉴与真实印鉴之间存在的仅为细节性特征差异,这就增加了农行七里河支行进行票据审核的难度。一、二审判决根据过错原则让乾坤公司与农行七里河支行各承担50%的责任,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根据票据法的一般原理,付款人仅承担形式审查义务,伪造票据的受害人只能向伪造者追偿。《日内瓦统一支票法公约》第三十五条规定:“付款人支付可背书之支票时,应负责查核背书之连续,但对背书人之签名不负认定之责。”我国台湾地区“票据法”第71条规定:“付款人对于背书不连续之汇票而付款者,应自负其责。付款人对于背书签名之真伪,及执票人是否票据权利人,不负认定之责。但有恶意及重大过失时,不在此限。”所谓恶意,指付款人明知持票人不是真正权利人,并且能够较容易地加以证实,或者很容易调查而故意不予调查的主观心理状态。所谓重大过失,指付款人对持票人并非真正权利人的事实稍加注意即可发现,但因疏忽大意而未能发现,或者应当知道而由于某种原因未能知道的心理状态。让善意出票人或者持票人承担全部的风险,固然不尽合理,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九条关于付款人未能识别出伪造、变造的票据即属重大过失的规定,实际上对付款人加诸了审查签章和背书真伪的实质义务,从而使伪造票据的损失和风险完全由付款人承担。为平衡各方利益,可参考《美国统一商法典》确立的混合过错原则。人民法院在司法审判中可以通过衡量当事人的过错程度,来确立因伪造票据而造成的损失分配方案,从而在出票人、持票人、付款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失。本案经书面征求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的意见,该庭认为:票据法及其司法解释在规定付款人有恶意或重大过失的应自行承担责任的同时,亦规定持票人有过错的也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依据法理和法律规定,第三人过错、受害人过错属于减免付款人责任的事由,同意第二种意见,根据过错在票据当事人之间分配损失。本案最终驳回了乾坤公司的再审申请。

银行汇票错误付款纠纷的性质和责任主体

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 潘杰

来源:2004-08-12《人民法院报》

太原空港公司的业务员杨某将以自己为收款人的1张银行汇票抵押给某物资公司的胡某用以购油。胡某假冒杨某,持汇票到北务信用社,要求将汇票金额转为3个月定期存款。该社在汇票上被背书人处填写北务信用社和委托收款字样(背书人签章处为空白),通过票据交换系统提交顺义工行,在解付汇票款项之前先行垫付汇票金额,并以现金方式支付给“提示付款人”。顺义工行在汇票上无背书人签章、没有填写实际结算金额的情况下,将汇票款项解付。事发后,太原空港公司以顺义工行和北务信用社未尽审查义务错误付款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两被告赔偿损失。

一、本案案件性质

本案是因银行汇票的代理付款人顺义工行错误付款和北务信用社违规操作引发的纠纷。实践中,对这类纠纷的处理存在一些争议。笔者认为,应首先理清本案的性质,以便在实体上正确认定讼争双方的法律关系、责任性质和责任主体,在程序上明确案件的地域管辖,避免引起管辖争议。

票据法司法解释规定了两大类型的票据纠纷案件:一是票据权利纠纷,二是非票据权利纠纷。实践中存在争议的问题是,代理付款人错付引发的纠纷属于票据权利纠纷,还是非票据权利纠纷,抑或违约纠纷。笔者认为,本案不属于票据权利纠纷,而属于票据使用过程中的非票据权利纠纷,究其实质是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之诉。

“票据权利纠纷”所指的票据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因银行汇票是即期汇票,行使付款请求权无须提示承兑而只须提示付款。汇票的付款人因票据权利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与之形成票据关系,应承担付款的票据责任。因此,对银行汇票而言,因付款请求权引发的纠纷,诉因是票据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拒付,诉求一般是要求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承担付款的票据责任。追索权是因银行汇票被拒绝付款或期后背书,被背书人向其前手追索票据款项的权利。因行使追索权而引发的纠纷,被告是汇票背书人,即持票人的前手。本案汇票的真实权利人太原空港公司未提示付款,顺义工行还不负绝对的付款义务,其将汇票款项支付给非权利人的行为,侵害的不是太原空港公司的付款请求权。因付款请求权是第一顺序的票据权利,该权利没有行使,更谈不上第二顺序的追索权的问题。其次,银行汇票是变式汇票,出票人与付款人是同一人,代理付款人基于民事委托关系代为付款,与票据权利人之间不存在票据关系,而存在一般民事关系,故代理付款人顺义工行和结算关系中的北务信用社均不是票据当事人,他们与原告之间产生的纠纷不属于票据权利纠纷。

顺义工行和北务信用社错误付款给他人,侵害了太原空港公司对汇票款项的所有权。原、被告之间实质上形成了民法上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由此提起的诉讼属于侵权之诉,因与票据有关,可以归为票据法司法解释中规定的非票据权利纠纷。在实体上,被告错误付款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是票据责任,而是民事责任;在程序上,不应依据票据权利纠纷来确定票据支付地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应依据司法解释第七条或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定被告住所地和侵权行为地即顺义县人民法院对本案享有管辖权。

二、本案责任性质及责任主体

本案实体上的难点是,两被告顺义工行和北务信用社应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实践中,有人主张代理付款人和其他金融机构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笔者认为,依据民法理论关于共同侵权的通说和票据法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两被告不构成共同侵权,不应承担连带侵权责任。原告以未尽审查义务错误付款为由要求赔偿而提起的诉讼,属于非票据权利纠纷,应该由票据付款的审查义务人顺义工行自行向票据权利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其在承担民事责任后可以基于支付结算关系要求北务信用社向其承担结算责任。因为:

(一)票据付款的审查义务人和责任主体是顺义工行,不是北务信用社。

根据《支付结算办法》第55条的规定,银行汇票的付款限于中国人民银行和各商业银行参加全国联行往来的银行机构办理,即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能成为银行汇票的付款人。该规定对代理付款人同样适用。付款人负有法律意义上的审查义务,如果存在重大过失错误付款而造成持票人损失的,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应自行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而顺义工行是专业银行金融机构,具备银行汇票的代理付款人资格,是汇票付款的审查义务人和错误付款的责任主体;北务信用社不属于银行金融机构,不具备银行汇票代理付款人的资格,因此,不是银行汇票付款的审查义务人和民事责任主体。

(二)两被告的行为无共同过错,不构成共同侵权。

顺义工行在兑付通过票据交换系统提交银行汇票时,负有审查背书是否连续、提示付款人合法身份证明或有效证件的审查义务。本案银行汇票上委托收款背书没有背书人签章,也没有填写实际结算金额这一银行汇票绝对应当记载事项,提示付款人的签章系伪造,顺义工行在票据付款的形式要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将汇票款项解付给北务信用社,显属未尽到票据付款的形式审查义务,存在重大过失,造成了票据权利人的损失,依据票据法司法解释第六十九条、第七十条的规定,作为代理付款人的顺义工行应自行对票据权利人承担民事责任。

北务信用社因汇票上的“委托收款背书”欠缺背书人签章而没有取得代为收款的资格,其收取汇票款项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属于非法持有他人款项。即使委托收款背书成立,北务信用社也只负责将银行汇票款项转入持票人账户,而不能支付现金。北务信用社违反《支付结算办法》的规定,先行垫付汇票款项、将转账银行汇票款项转入储蓄账户支付现金,直接导致了汇票款项被他人领走,其行为侵害了太原空港公司对汇票款项的所有权。

虽然,两被告的行为都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但不构成共同侵权。顺义工行的错误付款行为发生在汇票付款阶段,北务信用社的侵权行为发生在款项的支付结算阶段,案件事实并不反映两被告有意思联络即共同故意,但可以认定顺义工行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而北务信用社是明知故犯,主观上应该存在侵权的故意,即两被告主观上也无共同过失。既然两被告的侵权行为既无共同故意,也无共同过失,也就不构成共同过错。北务信用社未取得代理收款的资格,顺义工行将汇票款项解付至北务信用社,就已经产生了汇票款项错误支付给他人(北务信用社)而被他人非法占有的损害事实,因此,顺义工行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独立的因果关系。北务信用社将汇票款项支付给第三人的行为,是在已经有损害事实的情况下又实施的侵害行为,所以,两被告的侵权行为无关联共同性。综上所述,两被告的行为不构成共同侵权,顺义工行与北务信用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无法律依据。